刘铮与他的观念摄影-李江树影评

　　从1991年到1997年，刘铮在中央级的《工人日报》做了7年摄影记者。在中国，记者就意味着特权。对于一个热爱摄影的人这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位，揣着报社的记者证、差旅费、相机、胶卷（为了图像的素质，最后4年刘铮使用的都是自己购买的胶卷），拍些自己喜欢拍的东西。但他仍然觉得受着责任与义务，体制和意识的束缚。他的内心忍受不了这种处于分裂的状态。辞去公职后，他又不屑于去拍商业片，对生存底线的无视使他必定与潦倒结伴。是他自己把自己推向了几近崩溃的边缘。在这一个注重实利的社会，没有经济基础而去搞纯艺术，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和坚毅的决心，而我们认为刘铮不完全是这种人。故而，他常陷入痛苦，有时觉得世界苦寒如冰；有时他自己又高烧不退，艺术的人格并不能对他的心情做出一种平衡，他的部分图像正是在这种高烧不退的情形下发出的谵语。

诗人闻捷自杀了，诗人海子自杀了，诗人顾城自杀了，诗人徐迟自杀了，诗人昌耀自杀了。他们自杀都有各自不同的原因。但就其死，其实没有什么可以畏惧的，每一个人脖子上都套着随时可能收紧的绞索。佛说：死不过是让我们脱去了一件长袍。面对死，我们可以鼓盆而歌。事实上，若以审美的态度对待死亡，生命之存在便会体现出一种境界。34岁左右，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。凡%26middot;高在35岁，距死亡只有29个月时画了"这是爱的最强光"的、燃烧着生命、最后息灭成灰烬的《向日葵》。许多著名的思想家、艺术家也都是在这时产生了大量的悲观主义思想。刘铮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，他说："人生本来就是一个悲剧，每个人都是在苦难中寻找快乐，无一幸免。不要以为那些人有多坚强，他们没有痛苦只是还没有遇到，等遇到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苦难是多么可怕%26hellip;%26hellip;我本来就是个很绝望的人，对很多东西都非常绝望，而拍这个东西一度让我对生活有了更深的误解。我现在还经常回想起拍摄时的那种心态：阴冷、灰暗。人生是悲剧，人们经常看到高潮与喝彩，其实后面全是悲剧%26hellip;%26hellip;摄影对我来说是一个发泄的渠道，没有它我将无法想象自己的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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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"我的孤独在社会中很难被容忍。我从22岁开始搞摄影。我的摄影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，因此我是孤独地存在着。我生存的环境不是很好，经常想到自杀但没有勇气。还有许多眷恋。生活的无意义和不可预知都痛苦地折磨着我。我下一阶段就是争取努力地活着，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活着、活着就是奇迹?quot;"我的生活是出生前的犹豫"（弗兰茨%26middot;卡夫卡）。刘铮的成长是被一股未知的力量驱虏而来，这其中有着不可改变的运数。刘铮是一个内心处于边缘状态的人，他不放弃选择自己处境的自由，但也永远摆脱不了孤独、困惑、苦斗。刘铮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。"我有很温情的一面。"他的内心非常渴望得到别人的理解。"如果你整天为生活奔忙，这辈子没搞过艺术，那你就再重新活一次吧。"他把艺术看得高于一切。"创造性、自由、分享棗一定有一天，会有人与我分享我的艺术。"刘铮自信地接着说："我爱的不是摄影，更不是照相机，而是那里面存在的自由。"我们不知道刘铮以后的生活是一篇散文，一个故事，抑或是一个诗篇，但我们确定地知道他将拉开的是一道悲剧的帷幕。在帷幕拉开前我们应该对他作出警告，除却内心，世间并没有自由，只有假释的自由。作为一个自由摄影家，你的前途惟有受苦。你必须以虔敬的心倾听基督传世不衰的诤言："我欲成全你所以毁灭你，我爱你所以伤害你。"刘铮现在不是要拯救别人，而是要拯救自己。但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说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只有通过拯救别人，才能使自己得到最后的拯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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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刘铮属于思想敏感又精神痛苦的那一类知识分子。他天生就是一个矛盾的人：既有自卑感，又有无端的清高倨傲。他需要这个社会，又无法融入这个社会。他不断逃避着什么，又不断追寻着什么。他认识许多人，却又喜独处不喜群聚。他像一个躁郁症患者，有时精神极度亢奋，有时精神又抑郁颓丧。在他的内心深处，既想有一个中产阶级的物质生活保障，又对浅薄的世俗享乐主义投以鄙夷的目光。他希望图像成为他逃遁现实喧嚣的绿洲，但他在结构图像时又必须依重现实并用雕刀深刻地剥离现实。他的实践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行动。他没能在生存与艺术、现实与理想间保持平衡。因之，在叙述刘铮时，我们处于判断上的两难：他跨出的是毁灭的一步还是新生的一步？他是成功的？他是失败的？假以时日，或许他会有更加夺目的成功。折桂时分，我们祈望他已经成熟。在别人向他提问时，他会像法国哲学家雅克%26middot;德里达一样，用沉稳的声音回答："我的祖国就是我的作品。"挽歌永远会比颂歌嘹亮。2000年，刘铮在陕西凤翔拍天主教。他是否在归鸦绕树、飞鸟相与还的冥冥晚霭中，听到了唱诗班缭绕的歌声："愿主赐予彼等永恒的安息与永久的光照。"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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